中产阶级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核心要素有两点：其一是保值增值的房产，其二是稳定的现金流，二者缺一不可。
只要其中一条出现动摇，中产的安全感就会急剧下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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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比较健全的养老保障制度，但即使如此，也需要个人精打细算，采取各种风险分散的方式才能安度晚年。
以美国的养老金账户为例，普通美国人需要把日常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存进去（可抵税），以补充自己退休之后的花销。
那如何确保这些钱不“毛”呢？
一般来说，美国的养老金会投资一些相对稳健的蓝筹股票，形成一种养老金与资本市场高度依存的良性循环。
正因如此，美国股市的涨跌牵扯到每位美国人（不止是股民）的切身利益，总统经常会把任内股市的表现作为政绩大肆宣扬。
一旦美股下跌或崩盘，将对美国中产的信心造成毁灭性打击，因此股市在华盛顿是一个政治任务。
图片《华尔街日报》关于特朗普和拜登任内哪个股市更好的讨论。
场景切换到中国。
在一个中国普通城市中产家庭的财产配置里，房产其实扮演了“压舱石”的角色，工资或其他收入则充当日常开销的现金流。
中产家庭对收入的要求是在覆盖房贷的基础上维持日常开销，最好能有一点结余；对房产的要求则是能够抵御通胀——不求暴涨，但尽量不要跌。
通胀猛于虎，无论国外还是国内，大家都需要一款能够长期抵御通胀的产品，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美国股市和中国楼市。
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迷信股市上涨或中国人迷信楼市上涨，它只是过去二三十年里被事实反复验证的一种现实状况。
假如现在出现一种新的可以抵御通胀的耐久品，中美民众也会一步步尝试并信任它。
反过来说，如果只破不立，“旧产品”失效的同时没有出现可供选择的“新产品”，那缺乏安全感的民众就只能采取更加保守的银行储蓄方式。
图片颇具“松弛感”的上海徐汇滨江公园。
图片房产是一种兼具居住、投资、养老、教育、社会地位等复杂属性的综合产品，一句“你住哪”往往可以大致定位某个人的社会阶层和财力。图为徐汇滨江知名豪宅盘香港置地启元。
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，中国中产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约为68%，京沪等一线城市高达85%。
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，“有房”与“中产”似乎已经划上了等号，有人甚至调侃“我和领导/老板的差距就只有一套房”。
其实抛开房价不谈，中国大城市的消费水平并不算高，跟二三线城市没有本质差距，如果不考虑租房和月供，月薪一万也足以维持普通小资生活。
有一种观点认为“刚需不在乎房价涨跌，反正是自住”，这显然是错误的。
相对于拥有多套房产的大中产或小富人群体，刚需反而更加在乎房价涨跌，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笔资产，身家所系，没有容错率。
实际上，与拥有强大退休储蓄和多元资产分布的欧美中产相比，中国中产阶级（尤其是新中产和小中产）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过去几十年间节节攀升的房产价值，它一定程度弥补了现有福利和储蓄制度的不足。
某种意义上讲，房产是中国中产家庭的“储蓄池”和“另类养老金账户”，在家庭资产配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当家庭收入持续增长时，人们会采取向上改善策略，换新房、换大房。
当家庭收入下降时，人们也会考虑向下置换，比如把市中心的大房子变成小房子（或郊区大房）外加一定数量的现金。
通常情况下，普通打工人的资产会在45~55岁左右达到巅峰，再往后就面临着收入下降、子女成家等问题，而此时房产便成了中产家庭的一种变现来源和养老保障。
图片建成区庞大的洛杉矶都会区
图片洛杉矶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和多层公寓
图片郊区的house.
文章最后，让我们单纯从城市形态的角度做一点天马行空的展望。
在2015~2022这几年的房地产盛宴里，中产阶级踩到的一个大坑便是到郊区、远郊、环京、环沪等区域投资房产。
这些房产多拥有各式各样的噱头，比如：恒大海上威尼斯，碧桂园十里金滩和十里银滩，各种五花八门的文旅地产，靠近高铁站/远郊地铁站XX分钟到XX的楼盘等。
在资产价值重估的年代，它们沦为降价重灾区。
不过换个角度看，中国的大城市或许真的需要一轮郊区房产建设，但郊区房产不能简单的把市区高层小区给复制过去，而是要另辟蹊径。
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大城市存在两种模式：
一种以美欧澳等发达国家为代表，呈 “City+Town”或“中心City+卫星城”的形状，在一个庞大的区域里填满houses，采用汽车为主要通勤方式，辅以公共交通，都会区人口集中于郊区houses而非市区公寓楼。
另一种是以日韩等后起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代表，围绕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建设大量楼房，以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为主要通勤方式，人口集中于市区。
不难体会，后者本质上是速成式的，发生在城市化飞速推进的年代，通过建设高层楼房的方式为短期内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提供居所。
等迈过这一阶段后，中国也会产生像发达国家一样的差异化住房需求——有人喜欢繁华便捷的市区公寓，有人喜欢安静宽敞的郊区别墅。
展望未来，如果把2050年的中国定义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，那我们的城市化之路才刚刚走过一半。